在我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，诸多人物曾对我党造成过重大损失，其中，王明、博古、张国焘三人尤为典型。
这三人的结局如何？
先来说王明。
许多人或许会感到困惑：王明似乎既无才能，又缺乏资历，且心量狭隘，心怀嫉妒，为何却能成为中央的领导人物？他究竟凭借何种条件？
共产国际。
共产国际的成立初衷纯洁而高尚，旨在助力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壮大。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例，共产国际便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更是在中共“一大”上亲自出席，凭借其丰富的斗争经验，成功协助一大代表们避开了国民党的严密搜查。
然而，共产国际的势力日渐膨胀，逐步实现对各国革命的全面指导。然而，由于对各国具体国情缺乏深入了解，这种指导不可避免地引发了“盲目指挥”的负面效应。
王明能够获得我党的领导地位，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所实现的。
王明起初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，然而在苏联求学期间，他得以结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，并由此成为米夫的得意门生。随着米夫晋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，王明亦随之声名鹊起，逐渐成为米夫在中国的代言人，最终逐步掌握了中央的核心权力。
在那段王明垄断中央权力的时期，我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，被迫撤离中央苏区，踏上漫漫长征路。红军的人数也从八万余人急剧减少至三万，险些陷入绝境！
正是由于中央在遵义举行的那次会议，对王明、博古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批判，中国革命的道路才得以实现根本性的转折。
当时，王明仍滞留苏联，浑然不觉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已摇摇欲坠，仍旧自诩为“太上皇”。直至1937年11月归国，他依旧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，却遭到了广泛的抵制与排斥。
直至1938年9月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，方才彻底终结了王明的势力，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。
随后的王明，尽管在表面上装作顺从，内心却始终耿耿于怀。他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，态度暧昧不明。甚至有一次因病卧床，竟散布谣言，声称有人意图对他下毒，企图致其于死地。
面对王明的无端纷争，毛主席始终坚持“疗治疾患，宽恕前愆”的原则。即便在1945年中共的“七大”会议中，毛主席亦毅然决然，不顾众说纷纭，促成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。
然而，王明非但未对毛主席的宽宏大量和容忍心怀感激，反而认为毛主席是有意针对他进行打压。
新中国成立之际，王明肩负重任，被委以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、法制委员会主任等要职，主导新中国的法制建设，亦取得显著成果。然而，对于过往的错误，他始终拒不反省，坚称自身并无过错。
1956年伊始，王明假借赴苏联就医之名，竟一去不复返。在苏期间，他频发诋毁、诬陷中国革命的言论，严重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。
1974年3月27日，我国著名人士王明在莫斯科不幸离世，享年70载。
审视王明晚年的生涯，他始终坚拒反省自身过失，对于中央所通过的决策亦采取表面顺从、私下违背的态度，实乃一个固执己见、拒不悔改的顽固分子，实在难以赢得人们的尊敬。
再来说博古。
博古的声名与王明紧密相连，其崛起亦得益于王明的鼎力相助。
相较于王明，博古的革命生涯起步较晚，于1925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王明的提携下，他如同乘坐火箭般迅速崛起，从一名默默无闻的角色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，彼时年仅24岁。如今提及此事，即便是对现代人而言，亦觉难以置信！
博古掌权之后，将王明的言论奉为至宝，机械地遵循王明的教条主义与“左”倾主义路线，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损失，迫不得已启动了长征之旅。
在遵义会议上，最核心的议题之一便是严厉指责博古与李德的错误指挥。此举最终剥夺了博古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指挥权限，使得毛主席得以重新掌权，从而引领中国革命回归正确的道路。
博古与王明之间，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博古能够坦诚面对自身的过失，并始终遵循中央的决策。特别是在目睹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后，博古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，心甘情愿地成为毛主席的辅佐者。
随后，博古专注于政治宣传工作，领衔创办了《解放日报》及新华社，为我党在新闻领域立下赫赫战功，成为我党新闻战线上的杰出贡献者。
在1945年中共“七大”举行之际，博古依然荣膺中央委员之职，其地位依旧稳固，作为中央的重要领导力量。
遗憾的是，1946年4月8日，博古与叶挺、王若飞等同仁一同乘坐飞机返回延安，然而，他们在山西的黑茶山遭遇不幸，不幸遇难，当时年仅39岁。
看张国焘。
相较王明与博古，张国焘的革命经历更为悠久，个人才能亦更为卓越，实为毛主席最为强劲的竞争者。
自求学时期起，张国焘便已成为北京大学的风云人物，领袖群伦。在中共“一大”召开之际，他身为13位代表之一，更荣任组织主任之职，其地位高于毛泽东。
自此，张国焘始终位居中央核心领导层，同时担任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者，其地位举足轻重。
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之际，张国焘依仗自身实力雄厚，野心勃勃，公然违抗中央“北上”的决策，独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南进发，此举引发了极为恶劣的后果。毛主席曾回忆说，这堪称他“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”。
历史业已证明，张国焘所推行的“南下”战略实属误判。在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失败后，他不得不率领部队再次北上，最终与中央红军实现了重聚。
此后，张国焘承受了严厉的批判，心中始终萦绕着难以释怀的遗憾。终于在1938年4月，他做出了叛逃的决定，投向了蒋介石的麾下。
最初，蒋介石对张国焘寄予厚望，遂将其纳入军统体系，委以重任，负责领导反共特务的培训工作。然而，成效不尽如人意，张国焘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。
新中国成立之际，张国焘深知自身将难以获得蒋介石的青睐，遂携家人远赴香港定居。
五十年代之际，张国焘因境遇困顿，曾流露过返乡的念头。对此，毛主席亦有所回应，指出若欲归来，须先坦诚认错，并彻底割断与美国人的联络。
经过深思熟虑，张国焘最终选择拒绝，却依然接受了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，着手撰写了大量回忆录。
1968年，张国焘迁居至加拿大，最终于1979年12月3日离世，享年八十二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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